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大选的行为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Analytica)被英国司法部属下以执法强硬著称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Commissioner'sOffice,ICO)盯上了。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正在对使用数据分析(包括用于政治目的)产生的数据保护风险进行广泛评估,并将与一系列组织联系。我们还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我们的调查结果。”
盯上剑桥分析
简单而言,迄今为止大部分竞选经理还高度依赖于人口统计学,而剑桥分析这样的新型数据公司已经开始使用心理测量技术,根据性格为选民建立侧写档案,并进行行为学微观聚焦研究,从而进一步推测目标人群的行为变化。
这一技术的核心基于一个在学术上十分成型的模型——OCEAN模型,指标包括开放性(对新经验的开放程度)、自我意识(有多么完美主义)、外向性(如何社交)、亲和度(体贴和合作能力)以及神经质程度(面对压力是否可以承压)。
基于OCEAN模型的心理侧写为选民建立档案后,两名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同样是23岁~25岁的女性,其心理侧写档案便有着迥异不同:高开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喜欢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并同他人分享,然而低开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则更愿意同她们的亲密朋友们在一起。
把上述海量信息运用到政治选战中,可以做到传统竞选经理无法做到的一点: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个体投放不同的广告信息。譬如,关于禁枪问题,如果受众是保守人群,可以在广告中使用“从父亲传承到儿子”这样的传统故事,而如果受众个体偏理性,就利用数据讲道理。
2016年9月,剑桥分析公司CEO尼克斯(AlexanderNix)在美国本土的一场峰会上介绍了他们如何使用行为科学、数据分析和精准广告投放三种方式来影响美国大选选情,并暗示他接了特朗普的单。
尼克斯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他们目前的模型可以预测美国每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质,“我们已经分析了美国每个成年人的个性,总共2.2亿人。”他甚至表示,他们对美国每个成年人平均掌握的数据点在4000~5000个。
资料显示,剑桥分析的股东之一是美国亿万富翁墨瑟(RobertMercer),他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而特朗普非常依仗,并为其量身定制了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一职的班农(StephenBannon)就曾经是剑桥分析的董事会成员。现有信息显示,特朗普团队付给剑桥分析约1500万美元的酬劳。
在英国方面,墨瑟同支持脱欧的英国独立党(Ukip)前领导人法拉奇(NigelFarage)是至交好友。按照脱欧团队(Leave.EU)通讯主管威戈莫(AndyWigmore)的说法,墨瑟把剑桥分析亲自介绍给了法拉奇。
此前在2016年2月,尼克斯也曾承认剑桥分析“充实了脱欧团队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确保正确的信息传达到了正确的选民手中”。不过近日剑桥分析的发言人否认了公司在选民投票期间发挥了任何作用,无论是有酬还是无酬的。
英国绿党议员卢卡斯指出,有必要弄清有关在脱欧运动中大数据的使用问题,以及剑桥分析在此中扮演的角色,确定是否已经违反了选举法。
大数据带来新监管难题
剑桥分析在英国惹上麻烦的大原因在于:在美国可以自由使用第三方数据,而有许多大的数据公司也在贩卖这些数据,例如土地登记数据、汽车数据、购物数据、奖金卡以及俱乐部会员资格等。
根据尼克斯的展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是可以出售的。例如,如果你想知道犹太妇女住在哪里,你就可以轻松购买这些信息,甚至包括电话号码。然而欧洲与美国不同,由于1998年的《数据保护法》以及2003年《隐私和电子通信规例》,上述在美国合法的行为在欧洲绝对行不通,政府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的保护非常严格。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就是主要对上述法条负责的机构,该办公室是独立的监管办公室,主要负责由英国司法部主办,并直接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作风强硬,在此前以多次叫板谷歌、要求它删除额外街景数据而闻名。
伴随着媒体对于剑桥分析等公司的揭露,新一代的数据公司如何收集数据正在成为隐私保护活动和监督机构的新难题。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此次盯上剑桥分析并对此立项调查,也是为了抚慰各界的不安。
事实上,剑桥分析公司只是试图以新方式接触选民的众多公司之一。在以往的选战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雇用了不同的行为分析公司。
无论以哪种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行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就建立了前述基于五项性格指标的OCEAN经典模型,但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样本收集往往面临困难,因为这份调查问卷通常非常复杂,而且问的问题有关重要的个人隐私,必须获得受访者的合作。
网络安全专家莫尔斯(SimonMoores)对此评论道:“涉及大数据分析的行为模型所经历的拐点可能已经结束了:伴随着预测分析、算法和大数据挖掘业务的增长,你现在可以期待一个由奥威尔、卡夫卡和赫胥黎构成的未来。”